北京机关和自由日本放送:藤井冠次(一)

译自 www2s.biglobe.ne.jp/~mike/pekin.htm。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故博主决定根据原文内容,分为多篇文章发布。

前情提要

藤井冠次是前 NHK 新闻记者,赤色清洗(Red Purge)后流亡北京,成为自由日本放送的编辑兼制作人。

这份档案是他的证言《伊藤律与北京 · 德田机关》(三一书房,1980 年,已绝版)中《第三章· 自由日本放送》的全文转载。

第 1 章“德田机关”,第 2 章“伊藤律的问题”、北京机关的内部状况、伊藤律在北京机关的活动,以及调查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内容。

另外,他是日本共产党中唯一谈及人民舰队的具体偷渡体验和人民舰队负责人冈田文吉往返偷渡的人。

再者,第 3 章很长,所以我(宫地,本文作者)给它起了个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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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律与北京 · 德田机关

战后期左翼人士群像

第一章:德田机关(PG 19-30 节选)

昭和 26 年(1952 年)12 月下旬,内地(即日本国内)的残留主流派从志田重男指导部(后文省略敬称)的组织处接到点名请求,提到党将要进行“人民放送”,请我担任主编。地点当然是在国外,由于是非法活动,所以这是潜入地下独自赴任的内部指示。

当时我已经历了一年的红色清洗,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为了养家糊口,我成了一间书店的校对员,妻子则开了间小裁缝店以补贴家用,但是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也比不上我长子、父母、弟弟等大家族的收入,经济上的困难成为了我沉重的负担。

我在学生时代第一次接触左翼运动时就有了成为作家的梦想,所以我也就有了借助清洗的机会成为这类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说,占领军的赤色清洗(Red Purge)与德川时代的生不如死的农民政策相似,被迫接受残酷的处分和屈辱,愤怒的内心逐渐积累了抗争的能量。

但是,我自己也告诉自己没有资格成为职业革命家,虽然我推荐了红色清洗中伙伴的前辈和同事,但都各自都有不便,结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事实上我被迫接受了如同命令般的宣告,因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我保留了答复,和妻子讨论了三天三夜,最后以妻子提出的“一年”期限和经济保障要求(每月两万日元)的条件作为妥协点,和组织部进行了谈判。我也知道这样的要求是地下活动中史无前例的,但妻子提出这些要求的理由,是为了我不在家时看家并照顾年迈的父母,组织部也理解这是防卫上的底线。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二日晚上,我从东京站开始了地下潜行之旅。

起先就听说目的地是北京,但我们出发时却很茫然。一同出发的,还有为出席国际会议的机关要员男女各一人,算上我一共三人。中途在京都住了一晚,在长崎离港,同行的还有为广播工作的播音员要员(新剧出身)男女各一名。船是是由所谓的人民舰队组织的,重三十公吨,是六缸热球动机的拖网渔船,但没有用于防御的无线设备,仅能依靠指南针和海图,另外,这是一艘龙骨拼接的新船,操纵的船员似乎是新手,所以才出海的第三天,在中国东海遇到暴风雨时,这条醉船的底板如同地狱的大门,让人生无可恋。后来在北京见到了西泽隆二,他也有着同样的偷渡体验。

跟明治维新时期的吉田松阴偷渡一样。

就像是成为了伟大人物,是难以形容的感觉。

比起这样的感慨,我至今也忘不了感谢那些为了准备从列车潜行到偷渡的一切,和所到之处都要周到地保护好我们自身的安全和安排时间,敢于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运输任务的党组织,还有人民舰队的勇敢战士们。他们都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胆识过人,智商过人,相聚于缘分而奋力拼搏,卖力工作,却没有一点回报,甚至连成名的机会都没有。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力量,看见了革命的青春。

偷渡一周后,我在上海的码头登岸,住了一晚上,乘火车去了北京。到达北京已是二月初,恰逢中共进行土改后。在重建国民经济的浪潮中,北京火车站高高挂起了“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口号。

据说,北京有三千多条胡同。后来才知道,我所落脚的地方是位于西单闹市区附近胡同一角的一栋老旧的大房子,有着古老的门框,看上去是曾经高级官员的宅邸。此后为了方便,我便将这个家称为“胡同之家”。

那里就是机关,有德田球一(姓孙)、野坂参三(姓丁)、伊藤律(姓顾)、西泽隆二(姓林)、土桥一吉(姓周)等主流派的干部,还有从内地来的和他们前后随行的日共党员,以及其他应机关之邀来自中国东北(满洲国)的日本同志,一共十来人。他们每天穿着中山服,报着中国名字,我也在招待所换上了中山服,取了个叫任超的中文名字。在抵达时的接见中,德田留着胡志明式的胡子,身着一件古旧的中式长袍,因高血压病而尚在疗养之中,所以显得格外憔悴。

比起这个,更让我惊讶的是,被认为还在内地的伊藤律已经先行出现在我们面前。会面时,伊藤律告诉我,德田生病了,准备近期作转地疗养,自己则被德田告知(可能是去年 11 月左右)自己最近将要去到北京。

这里是已被解放的中国,你们是日共党员,所以要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严守机密(不能随便外出,也不能随便在党员之间私语和作不负责任的议论等,几乎是四全协所示的非法活动的原则性指示)。虽然现在党正在分裂,但是只要日共的德田书记长现在还在这里,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就依然存在。但是,现在书记长生病了,所以就由我代理书记长在这里负责整个机关(即中央委员会书记局)。考虑到这一点,任何事都还请依靠自己。

这番话被认为是他在炫耀他的地位和权威,但事实上他得到了德田的认可,掌控了前庭(干部)和后庭(普通党员),从机关的涉外事务到工作、人事的管理,在实际工作中一向如此,宛如前线司令部的参谋或部队副官一般。我两次为这个事实感到惊讶。

这件事也直接表明了他作为德田助手有着出色的工作能力,话虽如此,但这似乎与在内地时的他不同,而是过分地炫耀着自己的权力。 这是为何呢?

后来才知道,(也就是说,这是当时我并不知晓的隐情,属于非法组织特有的秘密,是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的假象之一。之后我会根据需要提及这种假象)综合考虑内地的情况,他虽然有明确表示(我是被德田叫来北京的),但实际上是内地的残留主流派(志田指导部)将德田的伊藤律看作异类而被驱逐(海外隔离),被强行驱逐出境的迹象浓厚。

一个理由是,去年(1951 年)10 月,伊藤律在第五次全国协商会上被国内指导部(政治局)解除职务,之后被命令去中国。下台的理由主要是因为他专任的非法机关杂志(《和平与独立》、《内外评论》)中独断专行的指导,尤其是在 1950 年 10 月,还擅自发表了一篇题为《武装斗争》的论文,这也是主流派第一次正面呼吁武装斗争。根据新纲领的基本方针,即便没有错误,这种文章在朝鲜战争的大环境中也需慎重发表,无视集体主义而擅自发表的,被志田及其周围人认为是“挑衅”。再者,之后的五全协审议了国际派分派团体回归本党(主流派)的情况,但分裂时期臭名昭著的“狩猎分派(对被视为分派的机关要员进行从除名到停止党活动等各种残酷的放逐处分)”成为了招致主流派不被信任的一个屏障。

事后也就要追究这个主流派干部兼书记局残留者伊藤律的责任, 再者,伊藤律的间谍嫌疑加重了,因此,伊藤律和分派团体的下台几乎都是由志田派所主导的,据说,已然察觉到这一点的伊藤律,对于志田的出国命令,也开始了顽强的反抗。我不知道伊藤律的真意,但如果作为他本人,从另一方面来看,从被德田、野坂等自分裂以来共同行动的首脑抛弃,到遗留在内地起初就有的残留的自卑感,再到以“狩猎分派”为理由,感到有被志田推翻的危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顺便一提,若单从形式上讲的话,当时的政治局职位是在第六届大会上被任命的,然而分派沿袭了主流派的观念,所以志田重男、伊藤律、德田、野坂一起兼任政治局、书记局职务。志田重男担任的政治局员职务早于伊藤律,而书记局职务后任于伊藤律。所以,伊藤律即使被解职政治局的职务,书记局的职位还是会保留下来,所以当他到任北京与德田再会时,终于意识到了什么,才想向国内外炫耀书记局的存在和权威吧。

另外一方面,德田是在那年夏天才需要伊藤律的,在莫斯科,他决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新的纲领,但与此同时,该党因分裂而遭到了严厉批评,甚至回到北京后,也受到了毛泽东同样的严厉批评。对于毛泽东,德田一开始主张反对派的错误,并进行了抗辩,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借以当前的时局(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立场)强烈劝说,必须迅速实现党的统一,如同被迫要对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一样,痛感于作为书记长的重大责任。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日共武装斗争也多少有些意见上的分歧,但在战略上却一致承认了其必要性。在那时,中苏还处在基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蜜月时代。作为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后来有一封由赫鲁晓夫将这一事实揭露,并发给日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苏联塔斯通信社 · 1964 年 7 月 20 日第 783 号,《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あて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付ソ連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書簡》)。

这就是在前一年(1963 年)3 月,日苏两党代表间举行会谈时,日共代表团驳斥说,朝鲜战争时期,苏共推行 51 年纲领和“极左冒险主义战术”是“干涉内政”,而苏联方面却不认同这一事实一事。

根据书信,1950 年 1 月的所谓批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论文是“由斯大林个人发表的”,至于 51 年纲领,则声明:

这份草案是在诸位日共领导的直接参与下,由斯大林自己完成的。

但是,书信继续写道:

除这份纲领草案之外,日本的同志们还制定了一个关于日共战术的大纲,但是这份大纲的制定与苏联共产党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关系。

另外,在此之前,信中还提到:

(苏共)与朝鲜战争时日共的“极左冒险主义”战术毫无关系。

这种战术在大部分是中共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勾勒(在山岳地带的游击战态势、设置“支援基地”等),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也受到了谴责。

虽然赫鲁晓夫的中苏离间政策和将责任转嫁给中共的意图显而易见,但在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从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立场出发,也肯定日本了的实际地位,以及日本内地的日共作为“后方基地”在武装斗争中发挥的一定作用。对于德田来说,为了全党都能实践以武装斗争为基本方针的新纲领,迅速与分裂后的国际分派统一,巩固团结成为燃眉之急。

此后,直至德田客死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头脑中一刻也离不开迅速与分裂后的国际分派统一,举全党之力实践新纲领这一急迫的革命使命和愿望。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更加有自主性,为了加强北京机关的工作,他需要有留在内地熟悉党内形势的业务能力。这也是主要的成因,而且当时北京的德田机关已经决定要进行党的广播,所以担任机关报纸的伊藤律,以及与伊藤律随行的邮政省出身的土桥,便因为这份实务工作而被提名了。

虽然邮政省出身与广播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日本的产别组织中,广播工会和邮政工会是在官方的组织的关系上比较亲近的友谊团体,所以干部们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时,广播部门中似乎有一名精通广播技术的随行人员准备开设。该广播后来被命名为“自由日本放送”,但详细内容将另行说明。

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即便志田指导部解除了伊藤律的职务,地下的非法组织也不会对伊藤律进行监视。但作为那个出风头的人,他表现得有点过了头,所以从伊藤律所说的“书记长委托我来”可以推测出,设立广播的事宜与在德田邀请下的这次航程、还有伊藤律的出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志田通过土桥或信件,向德田报告了因伊藤律的间谍嫌疑导致的下台(五全协的政治局解除职务),从自诩内地代理书记长志田的自身立场出发,要求德田将伊藤律的身份全权委托给他,或是要求审问伊藤律和做自我检讨。伊藤律被志田指导部所忌避,伊藤律和志田间的对抗也增强了,此时我才感觉到,这是因为他在炫耀他在北京的“书记局”的职务和作为“代理书记长”的权威言行。

也就是说,从伊藤律就任于机关之初,德田机关就存在着伊藤律和年老的最高领导者德田这两人特殊的指导关系,象征着权威。伊藤律也似乎是接受了德田的内意而在机关各处奔走,而被置于伊藤律身后的德田,则像是非法组织中的非法人物,是有着双重地下地位的存在。伊藤律和德田两人的关系,和内地志田与其对立的横向关系密不可分,也让伊藤律在机关实际执政的工作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因为他越是专制地行动,分裂主义的倾向就越强。

就在最近,作家 N(西野辰吉)先生在默默地听完这些猜测后,公然讨论了德田机关和伊藤律的问题:

即使伊藤律在五全协失足后被内地赶了出去,去到北京后却忽然得到了德田的信任,并在机关处理事务,这绝非因为他因间谍嫌疑而下台,而是藤井杜撰的。但为何伊藤律在当时要远渡北京,为何德田重用这样的伊藤律,仍是事件最大的谜团,若只看见了表象,而忽略了各自背后的隐情,就无法判断非法活动的实质。之所以对这些无法直接看透真相的谜团进行观察和推理,理由也在于此。

伊藤律因为间谍嫌疑人而被志田指导部回避,但需要注意的人则被派了过来。起初我对与伊藤律随行的土桥心生怀疑,以为是他担任了监督的护送任务,但在我返回内地数年后,偶然得知了这样的事实:(这也是假象之一)当时担任人民舰队领导人的冈田文吉,其实在我到任前一年的年末,也就是 1951 年 12 月上旬从北京的德田机关回到过内地。有关此前冈田在这一年初夏停留在德田机关的事实,是从当时居住于机关的人那里打听到的,所以在同 51 年纲领交手和伊藤律召回之际,确有他曾在秋天左右与内地的志田指导部直接联系以回国一事。另外,在我潜入地下之前,也确实是在 1952 年 1 月和冈田在内地面试的,根据前后的情况,可以推测伊藤律是在 1951 年 11 月左右被冈田直接从内地护送到北京,完成了这个任务过后,估计是在 12 月返回内地的。

从前后的关系来看,是冈田直接联系的在内地的志田要求召回德田的伊藤律,五全协后,也应志田的意见,将不讨人喜的伊藤律带到了北京。冈田当时除了亲自护送重要人物外,还起到了连接德田和志田之间的重要管道作用。如果这一事实没有错误的话,冈田按照志田的想法,要求德田对伊藤律的间谍嫌疑、分裂当时的“狩猎分派”做出追究责任、解除政治局职务和驱逐出境的处置、以及对德田和伊藤律本人做严格的自我检讨等,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问题是,如果德田从冈田那里得到了有关伊藤律的报告,那为何还敢重用伊藤律呢,问题转到了德田的主观状态。而正是这一点,才决定了这个机关的命运。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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