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机关和自由日本放送:藤井冠次(二)

第三章:自由日本放送(PG 159-198 全文)

1. 短波与中波

1952 年 5 月 2 日,也就是所谓的“血腥五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东京的报纸,包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各大报纸头版都被“血腥五一事件”洗版,在报道的下半部分,则用小标题单独列出了广播新闻社的报道:

共产系“自由日本放送”

东京电:5 月 1 日晚,首次监听到名为“自由日本放送”的共产系日语广播。当晚,播送了《日本共产党五一宣言》、《世界工会联合会五一节致辞》和《日本国民必胜解说》等节目。广播地点不详,但从每晚 20:30 到 21:00 在 11900kHz 准时的广播来看,应该来自北京、平壤或伯力,而非日本。(《读卖新闻》)

同一天,《朝日新闻》的小标题是“神秘广播出现 · 共产系‘自由日本’”。

不用说,这些广播设施是在中共的协助和合作下秘密建立的,地点不同于前章所述的胡同之家,位于北京城内。发射功率是 50kW,广播频率如上所述,演播室为平房木屋,设备多为当时国际无线电广播的技术标准,麦克风是英国产的铝带式麦克风。但是,解放后不久,工作室里椅子的布料破了,里面的棉花露了出来,而且夏天和冬天都没有空调。夏天热到不行的时候,就把一台日本制金属电扇档位打到“低速”,一边进行广播。但在“抗美援朝”的大环境下和“三反运动”重建国民经济之时,若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些设施。

经过我们一番讨论,广播间奏音乐最终被确立为《国际歌》的管弦乐唱片。但因为是在解放初期,中国没有西洋乐器和演奏团体,仅有的乐器是京剧中的民间乐器,于是我们特地委托莫斯科的乐团,吹奏了管弦乐的《国际歌》,目的也是为了明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

唱片到达胡同之家大概是四月初,当我们在胡同之家的大厅用老式手摇唱机试听时,德田很是感动,一遍遍感激地说:

国际歌了不起!

不仅仅是德田,其他干部也都认为广播的开办是斯大林的功劳。

会上,伊藤律宣布广播的名称为“自由日本放送”。实际上广播电台的名称有好几个候选,比如“解放日本放送”、“民主日本放送”、“新民主放送”等,但最终选择“自由日本放送”这个名字,不仅是因为叫“自由日本放送”比较方便,而且与国内“赤旗报”的名字相似。有人对“自由”一词感到担忧,因为它象征着自由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但伊藤律认为,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奴隶语言),我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我决定用“自由日本”来抵抗占领军。

从一开始,我们就计划在 5 月 1 日开始首播。原本我们希望籍着“五一”节的播出能起到积极的宣传效果,结果却因东京的突发事件(血腥五一事件)而失败了。广播体制是在总负责人德田球一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伊藤律作为主编负责指导节目播出,我则在伊藤律的领导下担任案头和制作人,组织工作人员。

由于我们抵达北京时正值春节前夕,所以在春节来临之时,我和伊藤律正忙着协商编辑方针,讨论广播体制的建设。

但是,由于我是唯一从内地来北京的技术人员,除了我之外,只有两名新剧出身的播音员,所以我只好让东北的同志们做内地记者。除了我,我们所有人都是没有经验的外行。

起初,德田给了我一篇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纸上发表的名为《论新纲领的基础》的文章,并命令我暂时将此作为广播的编辑方针。此外,他还表示“希望今后仍将以新纲领为基本方针,努力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他还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宣传政策,恢复团结,加强分裂党在组织上的团结。

当时,我的看法是,新纲领只有在党团结一致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且在此基础上需要经过国际(中苏)批准后才能播音,用作宣传武器。但我感觉到德田似乎对广播的效果抱有过高的期望,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对广播立场的独立性和功能向他作出了如下说明:

  • 虽然这是地下电台,但另一方面,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在日本这样一个广播技术发达的国家,只要有全波段接收设备,这就是公开的广播,也就能轻易收听到来自敌方或是友方的广播,因此,它不可能用作战术指导等非法煽动手段。
  • 即便短波广播可以传达党的意愿,但其内容也不应该停留于仅限党员才能理解的狭窄范围,而必须让党外群众也能轻易理解其思想。因此,比起新闻的迅速性,更应该实事求是,解说也不应是片面地主张观点,也应理清事物的矛盾并作为判断的参考,将阶级的真实始终贯穿于节目,在剩下的时间里赢得一个固定的听众群体,树立广播的信誉。

虽然语言多少有些重复,但我记得我只说了这些要点。

德田最终也采纳了我的意见,但他还告诉我,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打算增加普通接收设备也能听到的中波广播。也许我本应和伊藤律一起,就节目的整体和各部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但我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与其归咎为我的疏忽,不如看作是我已完全服从于非法的组织原则。

事实上,我相信德田和伊藤律有着相同的观点,但在之后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才逐渐发现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换言之,德田在战略上认为它是传达党意志的手段,而实务家伊藤律则倾向于在战术上认为它是一种鼓动(煽动)的手段。所以,他们才要摆出一副领导国家武装斗争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一个战斗的指挥官。

但实际上,德田及其主流领导层推行的“球根栽培法”,在当时才刚刚开始向国内的下属组织渗透。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时的伊藤律的领导强化了机构内的专制体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专注于节目的基本结构的建设中,使广播内容本身不浮于表面。

节目为每天 30 分钟的短波广播,其中新闻 10 分钟,时事评论 5 分钟,解说 10 分钟。我指导同志们学习编辑新闻,伊藤律指导前庭的干部们学习解说的编辑工作。

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东北的同志们熟悉内地的现代口语风格,训练他们写播音稿,以及对同行的演员出身的同志进行广播训练。这两项工作都不轻松,尤其是前者,就像把昭和前期的日常用语改成战后的用语,就算起早贪黑地修改,时间也不够用,我的大部分制作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

首先,建立最费尽心思的新闻来源的问题是,按照纪律意见,中共允许各机关干部使用人民日报社编辑的日报《参考消息》,并将其作为唯一最好的文本,从各项目中选择翻译。这是从各国的新闻通信广播中摘录主要报道,提心吊胆地整理编辑出来的,精确度高,被毛泽东的精神所束缚,可以说是国际上最高水平的信息源。这里,胡同内部的后房,就内地而言,呈现出电视台外信部的风格,前房被安排成解说委员们的单间。

伊藤律认为,确定新闻来源的第一项也是最艰苦的一项工作,就是争取到中共向各机关干部发放的《人民日报》编辑的《参考消息》的许可,并从每一条中选取一部分最好的内容进行翻译。这是从各国的新闻通信广播中摘录主要报道,经过精心的整理编辑,可以说是符合毛泽东精神(实事求是)、具有国际最高水准的信息源。在这里,胡同之家的后房就像内地的电台的外事新闻部,而前房则被安排成解说员们的单间。

但是,最难的不是讲授时政观点和挑选新闻,而是训练同志们用现代口语进行新闻写作。由于占领下的殖民地国家几乎没有“民主的言论自由”,即使是用日语,并以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事情同政治打比方,要写出清晰简洁的新闻也有很多困难。同时,由于存在外来语和现代口语混乱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也给翻译带来困难。起初,伊藤律以为,只要引入一个像我这样的内行,就能轻易地写出广播稿,我很是没办法,并对德田截然不同的伊藤律简单的主观主义极度抗拒。尽管如此,我在起草稿件时还是如同工匠一般。第一天的解说是由伊藤律负责的,所以我对他的稿件进行了修改,终于以上述新闻报道的形式完成了第一天的广播。

我也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我个人对自由日本放送的看法:尽管所有成员乃至国际社会都在为自由日本放送努力,但三年半之后,它还是消亡了。这是因为党对广播缺乏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干部对广播的功能不了解、不理解,才导致的操作失误。

后来,六全协之后,在分裂时代的日共主流派活动中,山村工作队等左翼冒险主义的战术被指为重大错误,但它们都是以斯大林主义为主观主义,如果把右翼的两者看作是军事和财政两个方面的话,那么自由日本放送是同样的主观主义。如果说它是事业宣传阶段的产物也不为过。不过,由于是在国外,参与的人数有限。

我在广播现场指导时,最让我困惑的是,播音员对播音效果的期望值特别高,过于自信。而且,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基于片面的理解,忽略了当地的受众。总之,他们陷入了一种幻想,认为只要自己发射无线电波,传达的思想就会立即深入党员群众的头脑。他们当然知道短波和中波的区别,但这种误解,是基于他们在狱中体会到战时 NHK 军国主义天皇控制的广播的宣传效果。作为其中一员的我个人也多少有点责任,但是在现场时,纠正他们的主观主义并非易事。

当时,在我和其他人看来,德田主观上相信,首先只要掌握斯大林纲领的绝对权威,并向各党派说明,分裂的地方党就会很快恢复团结,不仅如此,从德田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只要党恢复到分裂前的状态,就会马上转移到新纲领的全面实践中。正因为如此,德田才不断寻求来自内地的回应,但内地的志田领导层即使吹响了笛子也不跳舞(笛を吹けど踊らず / 译法参考自马太福音第 11 章 17 节),与其说是促进了与分派的统一,不如说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动员组织自由日本放送的普及。首先,组织不可能公开传播非法广播,再者,比起这个,在内地,人们对于人民广场的血腥五一事件更有兴趣。

我和伊藤律在北京广播的第二天就因为五一事件的处理发生了冲突,这是上述裂痕的开始,大须事件也是如此,我固执地抵制着伊藤律的主观煽动。我当时已不记得党在四中全会上告诫的“在主观上用革命的言辞来表达以满足自我”,我也没这么奢侈。但是,由于自由日本放送原则的立场不是在外地——北京采访新闻,而是站在内地采访的立场上,如果播放与内地报道的事实所不同的新闻的话,和战时的 NHK 一样,必然会被指责为虚伪的欺骗和自我本位的歪曲,党和广播的公信力将受到损害。

鉴于内地的情况,似乎不可能轻易地策划一场夺回人民广场的示威游行。这时,编辑伊藤律新闻稿件成了一个问题,在野坂的建议下,围绕着对事件的评价,德田同他召开了一个会议,双方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但最终德田将其看作是日共 30 周年纪念论文中“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德田最终冷静下来,伊藤律的意见也被通过。但后来,我反对伊藤律将反《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斗争和火焰瓶联系起来,因为这种权宜之计,我们又发生了冲突。然而,他们都是高层人物,结果是我终究还是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只能反思自己面向组织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日共三十周年纪念日之后,德田终才意识到北京和内地的矛盾,决定加强中波。当晚,他自五月以来倾注心血撰写的论文《值此日本共产党三十周年之际》虽然播出了,内地却没有任何回响,在那过后无论播放什么都杳无音信,任由电波消失在茫茫天际中。志田指导部的沉默也让我感到不安,后来我回到内地才知道,那时候内地当局对特务人员的追捕非常严格,自卫警戒也很严厉,另一方面,反对《破防法》的斗争高涨,指导部忙于国内指导工作,根本谈不上广播对策。日共主流派认为,主流派干部非但没有恢复党内的团结,反而被分割成内地和境外两大阵营,在两线作战、充实各自活动的情况下,他们似乎疲于奔命。

德田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分裂运动的弊端,但如前所述,他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主观看法:只要他把斯大林纲领的旗帜打得清清楚楚,全党就会团结在他的麾下。除此之外,他也确实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回到内地也是鲁莽的。这使他感到孤立无援,内心烦躁不安,他也对在机关内与志田对立,专制横行的伊藤律产生了怀疑。也就在此时,德田突然失去了以往对伊藤律的信任。


不久,从秋初开始进入中波增强的工作,在加入增员人选的时候,痛感文艺节目的必要性,于是西泽隆二开始着手文艺(娱乐)节目。大概是 11 月左右吧。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德田在外出时中风,并被抬进了故宫,不久后,五十多人的机关转移到了城西一座新的洋房里。此后,自由日本放送的领导权从伊藤律手中转移到了西泽隆二,为了制作中波节目,开始将重点放在文艺工作上。但是如前所述,即使是文艺节目,在没有现代西洋乐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制作出适合国内市场的节目的,即使组织了文艺团队,也只能是忙于方法论。

我记得中波是 1953 年春季才有的。同时,间奏音乐除了改成了中央合唱团的“平和を守れ(守卫和平)”之外,时间段也扩大到重播前一天晚上的节目,使受众可以在工厂的午休时间收听(后来改为清晨,以配合工人的工作时间)。虽然两者都是中波、短波并用,但节目表不久就变成了下面这样,固定直到结播为止。

时段 时间(JST) 节目 备注
清晨 05:30-06:00 新闻 / 歌曲 / 解说 重播
夜间 08:30-09:30 新闻 / 歌曲 / 解说 首播
夜间 22:00-22:30 新闻 / 文艺 / 音乐 首播
夜间 22:30-22:50 学习时间 面向党活动家
夜间 22:30-00:00 文艺 / 音乐 重播

不论设施是否完善,或是当地的收听状态如何,当如此大规模的节目在与地方台同等人员水平的情况下播出时,机关每天的工作就不得不全部集中在广播上了。豪不夸张地说,德田机关(德田从去年年末开始转地疗养,之后去世)在德田去世后,成为了一个广播电台。换言之,该组织所有成员的主观主义(左派冒险主义)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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