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自由日本放送（PG 159-198 全文）
1. 短波与中波
1952 年 5 月 2 日，也就是所谓的“血腥五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东京的报纸，包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各大报纸头版都被“血腥五一事件”洗版，在报道的下半部分，则用小标题单独列出了广播新闻社的报道：
共产系“自由日本放送”
东京电：5 月 1 日晚，首次监听到名为“自由日本放送”的共产系日语广播。当晚，播送了《日本共产党五一宣言》、《世界工会联合会五一节致辞》和《日本国民必胜解说》等节目。广播地点不详，但从每晚 20:30 到 21:00 在 11900kHz 准时的广播来看，应该来自北京、平壤或伯力，而非日本。（《读卖新闻》）
同一天，《朝日新闻》的小标题是“神秘广播出现 · 共产系‘自由日本’”。
不用说，这些广播设施是在中共的协助和合作下秘密建立的，地点不同于前章所述的胡同之家，位于北京城内。发射功率是 50kW，广播频率如上所述，演播室为平房木屋，设备多为当时国际无线电广播的技术标准，麦克风是英国产的铝带式麦克风。但是，解放后不久，工作室里椅子的布料破了，里面的棉花露了出来，而且夏天和冬天都没有空调。夏天热到不行的时候，就把一台日本制金属电扇档位打到“低速”，一边进行广播。但在“抗美援朝”的大环境下和“三反运动”重建国民经济之时，若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些设施。
经过我们一番讨论，广播间奏音乐最终被确立为《国际歌》的管弦乐唱片。但因为是在解放初期，中国没有西洋乐器和演奏团体，仅有的乐器是京剧中的民间乐器，于是我们特地委托莫斯科的乐团，吹奏了管弦乐的《国际歌》，目的也是为了明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
唱片到达胡同之家大概是四月初，当我们在胡同之家的大厅用老式手摇唱机试听时，德田很是感动，一遍遍感激地说：
国际歌了不起！
不仅仅是德田，其他干部也都认为广播的开办是斯大林的功劳。
会上，伊藤律宣布广播的名称为“自由日本放送”。实际上广播电台的名称有好几个候选，比如“解放日本放送”、“民主日本放送”、“新民主放送”等，但最终选择“自由日本放送”这个名字，不仅是因为叫“自由日本放送”比较方便，而且与国内“赤旗报”的名字相似。有人对“自由”一词感到担忧，因为它象征着自由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自由，但伊藤律认为，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奴隶语言），我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我决定用“自由日本”来抵抗占领军。
从一开始，我们就计划在 5 月 1 日开始首播。原本我们希望籍着“五一”节的播出能起到积极的宣传效果，结果却因东京的突发事件（血腥五一事件）而失败了。广播体制是在总负责人德田球一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伊藤律作为主编负责指导节目播出，我则在伊藤律的领导下担任案头和制作人，组织工作人员。
由于我们抵达北京时正值春节前夕，所以在春节来临之时，我和伊藤律正忙着协商编辑方针，讨论广播体制的建设。
但是，由于我是唯一从内地来北京的技术人员，除了我之外，只有两名新剧出身的播音员，所以我只好让东北的同志们做内地记者。除了我，我们所有人都是没有经验的外行。
起初，德田给了我一篇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纸上发表的名为《论新纲领的基础》的文章，并命令我暂时将此作为广播的编辑方针。此外，他还表示“希望今后仍将以新纲领为基本方针，努力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他还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宣传政策，恢复团结，加强分裂党在组织上的团结。
当时，我的看法是，新纲领只有在党团结一致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且在此基础上需要经过国际（中苏）批准后才能播音，用作宣传武器。但我感觉到德田似乎对广播的效果抱有过高的期望，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对广播立场的独立性和功能向他作出了如下说明：
- 虽然这是地下电台，但另一方面，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在日本这样一个广播技术发达的国家，只要有全波段接收设备，这就是公开的广播，也就能轻易收听到来自敌方或是友方的广播，因此，它不可能用作战术指导等非法煽动手段。
- 即便短波广播可以传达党的意愿，但其内容也不应该停留于仅限党员才能理解的狭窄范围，而必须让党外群众也能轻易理解其思想。因此，比起新闻的迅速性，更应该实事求是，解说也不应是片面地主张观点，也应理清事物的矛盾并作为判断的参考，将阶级的真实始终贯穿于节目，在剩下的时间里赢得一个固定的听众群体，树立广播的信誉。
虽然语言多少有些重复，但我记得我只说了这些要点。
德田最终也采纳了我的意见，但他还告诉我，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打算增加普通接收设备也能听到的中波广播。也许我本应和伊藤律一起，就节目的整体和各部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但我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与其归咎为我的疏忽，不如看作是我已完全服从于非法的组织原则。
事实上，我相信德田和伊藤律有着相同的观点，但在之后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才逐渐发现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换言之，德田在战略上认为它是传达党意志的手段，而实务家伊藤律则倾向于在战术上认为它是一种鼓动（煽动）的手段。所以，他们才要摆出一副领导国家武装斗争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一个战斗的指挥官。
但实际上，德田及其主流领导层推行的“球根栽培法”，在当时才刚刚开始向国内的下属组织渗透。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当时的伊藤律的领导强化了机构内的专制体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专注于节目的基本结构的建设中，使广播内容本身不浮于表面。
节目为每天 30 分钟的短波广播，其中新闻 10 分钟，时事评论 5 分钟，解说 10 分钟。我指导同志们学习编辑新闻，伊藤律指导前庭的干部们学习解说的编辑工作。
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东北的同志们熟悉内地的现代口语风格，训练他们写播音稿，以及对同行的演员出身的同志进行广播训练。这两项工作都不轻松，尤其是前者，就像把昭和前期的日常用语改成战后的用语，就算起早贪黑地修改，时间也不够用，我的大部分制作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
首先，建立最费尽心思的新闻来源的问题是，按照纪律意见，中共允许各机关干部使用人民日报社编辑的日报《参考消息》，并将其作为唯一最好的文本，从各项目中选择翻译。这是从各国的新闻通信广播中摘录主要报道，提心吊胆地整理编辑出来的，精确度高，被毛泽东的精神所束缚，可以说是国际上最高水平的信息源。这里，胡同内部的后房，就内地而言，呈现出电视台外信部的风格，前房被安排成解说委员们的单间。
伊藤律认为，确定新闻来源的第一项也是最艰苦的一项工作，就是争取到中共向各机关干部发放的《人民日报》编辑的《参考消息》的许可，并从每一条中选取一部分最好的内容进行翻译。这是从各国的新闻通信广播中摘录主要报道，经过精心的整理编辑，可以说是符合毛泽东精神（实事求是）、具有国际最高水准的信息源。在这里，胡同之家的后房就像内地的电台的外事新闻部，而前房则被安排成解说员们的单间。
但是，最难的不是讲授时政观点和挑选新闻，而是训练同志们用现代口语进行新闻写作。由于占领下的殖民地国家几乎没有“民主的言论自由”，即使是用日语，并以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事情同政治打比方，要写出清晰简洁的新闻也有很多困难。同时，由于存在外来语和现代口语混乱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也给翻译带来困难。起初，伊藤律以为，只要引入一个像我这样的内行，就能轻易地写出广播稿，我很是没办法，并对德田截然不同的伊藤律简单的主观主义极度抗拒。尽管如此，我在起草稿件时还是如同工匠一般。第一天的解说是由伊藤律负责的，所以我对他的稿件进行了修改，终于以上述新闻报道的形式完成了第一天的广播。
我也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我个人对自由日本放送的看法：尽管所有成员乃至国际社会都在为自由日本放送努力，但三年半之后，它还是消亡了。这是因为党对广播缺乏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干部对广播的功能不了解、不理解，才导致的操作失误。
后来，六全协之后，在分裂时代的日共主流派活动中，山村工作队等左翼冒险主义的战术被指为重大错误，但它们都是以斯大林主义为主观主义，如果把右翼的两者看作是军事和财政两个方面的话，那么自由日本放送是同样的主观主义。如果说它是事业宣传阶段的产物也不为过。不过，由于是在国外，参与的人数有限。
我在广播现场指导时，最让我困惑的是，播音员对播音效果的期望值特别高，过于自信。而且，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基于片面的理解，忽略了当地的受众。总之，他们陷入了一种幻想，认为只要自己发射无线电波，传达的思想就会立即深入党员群众的头脑。他们当然知道短波和中波的区别，但这种误解，是基于他们在狱中体会到战时 NHK 军国主义天皇控制的广播的宣传效果。作为其中一员的我个人也多少有点责任，但是在现场时，纠正他们的主观主义并非易事。
当时，在我和其他人看来，德田主观上相信，首先只要掌握斯大林纲领的绝对权威，并向各党派说明，分裂的地方党就会很快恢复团结，不仅如此，从德田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只要党恢复到分裂前的状态，就会马上转移到新纲领的全面实践中。正因为如此，德田才不断寻求来自内地的回应，但内地的志田领导层即使吹响了笛子也不跳舞（笛を吹けど踊らず / 译法参考自马太福音第 11 章 17 节），与其说是促进了与分派的统一，不如说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动员组织自由日本放送的普及。首先，组织不可能公开传播非法广播，再者，比起这个，在内地，人们对于人民广场的血腥五一事件更有兴趣。
我和伊藤律在北京广播的第二天就因为五一事件的处理发生了冲突，这是上述裂痕的开始，大须事件也是如此，我固执地抵制着伊藤律的主观煽动。我当时已不记得党在四中全会上告诫的“在主观上用革命的言辞来表达以满足自我”，我也没这么奢侈。但是，由于自由日本放送原则的立场不是在外地——北京采访新闻，而是站在内地采访的立场上，如果播放与内地报道的事实所不同的新闻的话，和战时的 NHK 一样，必然会被指责为虚伪的欺骗和自我本位的歪曲，党和广播的公信力将受到损害。
鉴于内地的情况，似乎不可能轻易地策划一场夺回人民广场的示威游行。这时，编辑伊藤律新闻稿件成了一个问题，在野坂的建议下，围绕着对事件的评价，德田同他召开了一个会议，双方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但最终德田将其看作是日共 30 周年纪念论文中“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德田最终冷静下来，伊藤律的意见也被通过。但后来，我反对伊藤律将反《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斗争和火焰瓶联系起来，因为这种权宜之计，我们又发生了冲突。然而，他们都是高层人物，结果是我终究还是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只能反思自己面向组织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日共三十周年纪念日之后，德田终才意识到北京和内地的矛盾，决定加强中波。当晚，他自五月以来倾注心血撰写的论文《值此日本共产党三十周年之际》虽然播出了，内地却没有任何回响，在那过后无论播放什么都杳无音信，任由电波消失在茫茫天际中。志田指导部的沉默也让我感到不安，后来我回到内地才知道，那时候内地当局对特务人员的追捕非常严格，自卫警戒也很严厉，另一方面，反对《破防法》的斗争高涨，指导部忙于国内指导工作，根本谈不上广播对策。日共主流派认为，主流派干部非但没有恢复党内的团结，反而被分割成内地和境外两大阵营，在两线作战、充实各自活动的情况下，他们似乎疲于奔命。
德田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分裂运动的弊端，但如前所述，他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主观看法：只要他把斯大林纲领的旗帜打得清清楚楚，全党就会团结在他的麾下。除此之外，他也确实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回到内地也是鲁莽的。这使他感到孤立无援，内心烦躁不安，他也对在机关内与志田对立，专制横行的伊藤律产生了怀疑。也就在此时，德田突然失去了以往对伊藤律的信任。
不久，从秋初开始进入中波增强的工作，在加入增员人选的时候，痛感文艺节目的必要性，于是西泽隆二开始着手文艺（娱乐）节目。大概是 11 月左右吧。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德田在外出时中风，并被抬进了故宫，不久后，五十多人的机关转移到了城西一座新的洋房里。此后，自由日本放送的领导权从伊藤律手中转移到了西泽隆二，为了制作中波节目，开始将重点放在文艺工作上。但是如前所述，即使是文艺节目，在没有现代西洋乐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制作出适合国内市场的节目的，即使组织了文艺团队，也只能是忙于方法论。
我记得中波是 1953 年春季才有的。同时，间奏音乐除了改成了中央合唱团的“平和を守れ（守卫和平）”之外，时间段也扩大到重播前一天晚上的节目，使受众可以在工厂的午休时间收听（后来改为清晨，以配合工人的工作时间）。虽然两者都是中波、短波并用，但节目表不久就变成了下面这样，固定直到结播为止。
| 时段 | 时间（JST） | 节目 | 备注 |
|---|---|---|---|
| 清晨 | 05:30-06:00 | 新闻 / 歌曲 / 解说 | 重播 |
| 夜间 | 08:30-09:30 | 新闻 / 歌曲 / 解说 | 首播 |
| 夜间 | 22:00-22:30 | 新闻 / 文艺 / 音乐 | 首播 |
| 夜间 | 22:30-22:50 | 学习时间 | 面向党活动家 |
| 夜间 | 22:30-00:00 | 文艺 / 音乐 | 重播 |
不论设施是否完善，或是当地的收听状态如何，当如此大规模的节目在与地方台同等人员水平的情况下播出时，机关每天的工作就不得不全部集中在广播上了。豪不夸张地说，德田机关（德田从去年年末开始转地疗养，之后去世）在德田去世后，成为了一个广播电台。换言之，该组织所有成员的主观主义（左派冒险主义）达到了顶峰。